5月初，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党史学习之际，全省乡村振兴工作队带着组织的嘱托和乡亲们的期盼，奔赴各自的村庄开展工作。我们工作队来到了汾西县团柏乡上团柏村，住进了村里的土窑洞。送走迎接我们的乡亲，打扫了土尘，抹干净门窗，展开携带的行囊，开始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使命之约和艰苦奋斗的乡村之旅。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是对乡村振兴使命、担当的热情，和对农村工作无所适从的懵懂和迷茫。虽然在下乡之前进行了一些学习，在思想、政策、生活和心理上做了一些准备，当我们真正面对刚刚脱离贫困的村庄，面对年久失修的农田水利设施，面对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生产生活习惯，如何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工作队的战友们都积极地思考着、争论着、探讨着。

与此同时，我们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中，从我党百年奋斗、苦难辉煌的历程中寻找着初心、淬炼着党性，重温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自然而然地接近和站在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党史、密切联系群众振兴乡村”这个必然的契合点和融合点上。

实践的魅力就是这么的奇妙和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尝试和实践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中的日日夜夜，他们的品格意志、格局情怀、理念方法，他们在领导人民群众时桩桩件件的往事，在思想上给我打开了一扇天窗，对完成好乡村振兴使命和任务，教育和启发都很大，以下是我三个方面粗浅的体会和收获。

一是从毛泽东同志的格局和情怀中学习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应有的坚强党性。

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们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在领导秋收之后，带领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了官兵一致、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定了三大纪律七项注意，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主动派人联系、派部队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九江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建立了红四军。后来又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在井冈山会师，经过关于建军原则的党内思想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红四军政治建设的正确思路，使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地域狭小人口少，他又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和闽西发展。

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间，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央根据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同志被组织安排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调离了红军的领导岗位，离开了当时的工作一线，到了二线工作。在那个历史时期，军事斗争还是党的中心工作，而毛泽东同志对中央根据地的创建和建设贡献很大，对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指挥非常擅长，加之领导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军队威望高，但他没有和组织讨价还价，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深入调查研究，正确有效地展开了经济工作和扩红工作。

他对中央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有着自己独到的符合实际的正确见解，多次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看着错误路线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的损失，他对共和国和红军的命运焦虑万分，一下子病倒了。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9.18事变，他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对东三省抗日军民的牺牲和苦难更是焦虑在心，抱病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宣告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族，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个通电一经提出，受到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后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后成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正确主张不被接受和重视时，在工作岗位由一线转到二线、由自己擅长和喜欢的工作变动为其它工作时，依然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依然为人民群众的大事小事操心，依然为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焦虑和操劳。其实他遇到的这些挫折我们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可能遇到，或已经遇到，但我们能不能像他一样正确对待，是考验我们党性强弱的标尺。事实证明：有格局才能见微知著，才能有地位；有胸怀才能审时度势，才能有所作为。我们要做有格局有胸怀的坚强的共产党员。

二是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念和工作方法中学习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观点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期是这样理解经济工作的：经济工作，是从解决一切的迫切问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出发，还是从抽象的模型、数字出发?是从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生小孩问题、生疮害病问题、养老送终问题出发，还是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出发？他说，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医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反动派第五次“围剿”中，在江西修建各式碉堡2900座，企图封锁和围堵苏区。然而重压之下，党和红军与百姓有水同喝、有饭同吃，军民同心筑起一道看不见的铜墙铁壁。1934年1月，在沙洲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关心的每一件事都当做大事来做，把他遇到的群众的困难放在第一个位置”。毛泽东同志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我们好多人都没有去过瑞金，但对流传在“红都”的毛泽东同志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的故事都耳熟能详。“红桥的故事”、“红井的故事”、“给房东大娘穿针的故事”、“帮房东修房子开天窗的故事”、凿壁送光的故事......

由此我们应该懂得，关心群众生活是群众路线的源头活水，你说你要走群众路线，你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又与群众这个有上下之分内外之别，不能和群众融入一起打成一片，那么这个群众路线恐怕就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

“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全调查明白了，你的那个问题就有解决办法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经常地到人民群众中去开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过去，我们党的干部虽然多是工农兵出身，但他们仍然注重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一边和群众实行“三同”，一边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是调查研究的典范。进入新的时代，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的同志要注重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研究形象地比喻为“求取人群中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在进行乡村振兴的伟大进程中，在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更要注重搞好调查研究。要把自己所在乡村的历史、现状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尝试、创新调查清楚。

调查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很多，尤其在当下的信息爆炸、技术发达、分工精细化的网络时代，调查研究手段和方式更多了，我们要善于把握调查研究的机会。有个地方搞农村党员进党校活动，是个好事，受到了农村党支部和党员们的一致赞成和拥护，一个乡的200多名党员在县委党校进行集中学习培训，参加的有七十五六岁的老党员，也有年轻的新党员。平时，这些农村党员都因为生产劳动繁忙且分散，坐在一起都很难，专门找党员们开个会都很难抽出时间来。但这么多党员在党校培训了四、五天，从头至尾没有见到一个县里主要领导，多么好的调查研究和联系群众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调查研究的方法很多，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调查问卷的局限性就很大。一个是出题范围是有局限性的，所问的问题可能是你自己关心的问题，让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群众心里边儿想的事、关心的问题，让他来回答的，在本末上有它的局限性。再一个是调查问卷组织者在调查过程当中，也有主观上的局限性。所以，我觉得调查研究的最好方式，还是我们要走到群众当中去。只有在群众当中，我们才能获得干好工作的动力，干好工作的方法，干好工作的助力啊。关于调查研究，我还思考一个问题，两种调查研究的结合，一个是有了问题之后，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就是所谓的专题调查研究；一个是通过调查研究要找一些问题，找一下症结，这两种调查的方式应该结合起来一起去进行，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工作。

（作者为太原科技大学派驻汾西县团柏乡上团柏村第一书记李志忠）